时间:2017-10-02 23:52:11   作者:南极雪北极冰   评论:0 点击:

  童年的记忆,总是深植于心,总是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被重新记起……  -1-  一九八五年,我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校上小学五年级,弟弟上...
  童年的记忆,总是深植于心,总是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被重新记起……
 
  -1-
 
  一九八五年,我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校上小学五年级,弟弟上三年级。
 
  村里的小学校在村子中央,离我家很近,出我家胡同往南拐,几步路就是学校。
 
  那时候,村里的小学校上下课时敲的钟,是一块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厚厚的废铁片,用绳子穿了挂在教室的房檐下,一同挂着的还有一把铁锤子。预备铃是用铁锤子敲在废铁片上的“当、当、当……”声,上课铃是“当当、当当、当当……”声,下课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声,全校集合了,是铁锤子敲在废铁片上的“当当当当当……”声。铁锤子敲在厚厚的悬挂着的废铁片上所发出的清脆响亮的碰撞声,一大早就回荡在小小的村子里,几乎整个村子都能听得到。
 
  但是在我听来,预备铃的“当、当、当……”声,一声一声地响来,缓慢、沉闷、悠长,充满了极其不情愿的意味。尤其是在冬日的早上,天还是黑漆漆的,人在温暖的被窝里还在熟睡,刚爬起来的也是睡眼惺忪睡意朦胧的,那“当、当、当……”声,彼时彼刻听起来便尤其让人讨厌。在心里,是想那正拿铁锤子敲着废铁片的刘校长也是睡眼惺忪的,是盼着他把铁锤子失手掉在地上的。
 
  等我们慢慢腾腾、陆陆续续地走进校门,那不合时宜的集合铃声便急急地“当当当当当……”的响了起来。于是,跑着往操场去碰了同学的,慌慌张张掉了文具盒的,揉着迷糊眼边跑边系扣子的,顿时都乱成了一锅粥。刘校长则精神抖擞地站在升国旗的台子上,使劲吹着哨子,大声的吆喝着整理队伍。全校五个年级五十多个学生,在刘校长和其余四个老师的努力下,终于列队出了校门。
 
  由于学校小,操场更小。我们的早操,都是出学校往村边的坡上跑,有时候是南坡,有时候是西坡或者东坡,北坡太远,时间上来不及。不过,往往只是跑一段就往回拐,回来时到村边的小河里洗把脸,再跑回学校。
 
  我们列成两队走在街上,刘校长和四个老师走在队列外面。刘校长吹着哨子“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我们都跟着节奏,“一二一、一二一”地走着。隔一会儿,“嘘嘘嘘”完毕,紧接着刘校长会拿掉嘴里的哨子,大声地喊:“一二三四!”我们便也全体跟着大声喊:“一二三四!”刘校长接着喊:“齐步―跑!”我们便全部开始跑起来。于是,“扑扑踏踏”的脚步声和已经跟着变成快节奏的“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的哨子声,以及隔一会儿便要响起一两声的“一二三四”的呐喊声,便在黎明的小村庄里响彻开来。
 
  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想到这样子会打扰到村里人的睡眠,反而觉得那是非常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们是学文化的呀!甚至还会替父母自豪地想:看,俺娃子也上学了呢!
 
  到河边洗完脸后是不需要再整顿队列的,谁洗好了就直接回学校进教室早读了。但是,上课铃还是会“当当、当当、当当……”,不紧不慢地被刘校长拿着铁锤子敲起来的。
 
  经过跑步和用河水洗过脸的我们,睡意是早就跑得无影无踪的了。教室里响起的“哇啦哇啦”的读书声,响彻在整个村子上空。直到欢快愉悦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下课铃声响起,“哇啦哇啦”的读书声,被我们如释重负、冲出鸟笼般的欢呼声所代替,小村庄早上我们所制造出的各种声音,才算是告一段落。
 
  即便是如此嘈杂热闹的乡村早上,即便是我家就在学校的咫尺之地,但大多数的早上,我和弟弟也还是会经常迟到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没有表。
 
  -2-
 
  别说是我们,就连我们的父母,那时候也根本没见过表。所说的表,其实是闹钟。
 
  在那个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年代,闹钟对于我们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品。
 
  我还记得,和母亲、父亲、弟弟坐在我家院子里的楝树下吃红薯面条,隔壁哥哥端着白花花的白面条去我家串门。我问母亲:母,咱啥时候也会吃一顿白面条?弟弟扭过脸,看看隔壁姐姐碗里的白面条,又扭脸看着母亲。母亲没说话,把脸埋进褐色的大瓷碗里,隔一会儿,才说:改日吧!
 
  我还记得,前街姐姐去年出村上初中,穿的是一条没打一块补丁的裤子。我跟母亲说:母,等我出村上初中时,你也给我做条不带补丁的裤子呗!母亲慈祥地笑着:好,一定!你就好好学习吧!
 
  我还记得,母亲生妹妹满月后,把攒起来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掉,然后买来一包盐和一小块肥肉,还有一个烧饼。回来把烧饼一掰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把肥肉切了放锅里炼出油盛进罐子里,每次吃红薯面条时,我们都会用筷头蘸一点搅进碗里。已经被炼出油的小半碗肉渣,则成了我和弟弟解馋的美味――那是我们只有过年时才能享受的美味!
 
  我还记得,整个冬天,我们早上和晚上都是喝的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糁稀饭,里面煮了红薯和晒干的红薯叶或者红薯干,中午吃的是红薯面条。磨红薯粉时,母亲会用滤出来的红薯渣,掺一点点的红薯面,给我们做贴饼子吃。
 
  我还记得,我们在下午放学后,三五个人结队,手里捏一小撮儿用已写过作业的纸包着的盐巴,到邻村的粉坊里,去捞冷却水槽里人家剩下的零碎红薯粉条,把手心里快捏碎的盐粒儿洒在上面,就着双手捧着吃。
 
  我还记得,我和小伙伴们去邻村打煤油回来时,母亲做的棉鞋被泥泞的路面粘在地上抬不起脚的情景。
 
  我还记得,我们去集市上看大戏时,母亲那条被我围在头上挤丢了的暗绿色的头巾。还记得那天哭哑了嗓子的绝望和心疼。
 
  我还记得,下雨时顶在我和弟弟头顶的、被母亲折成尖角的化肥袋子上流下的雨水进入鞋子时的冰凉和湿漉漉的不舒服。
 
  我还记得,母亲在冒着黑烟的煤油灯下给我们补衣服的夜晚,还记得父亲赶着牛车上坡时不停打滑的掉了后跟的鞋子,还记得父亲粗糙皲裂的大手,还记得母亲缀满了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还记得父亲饿得睡不着半夜起床喝凉水的身影……
 
  ――而这一切,都比一个不顶吃不顶穿又非生活必须品的小小闹钟要来得重要得多!
 
  -3-
 
  我和弟弟每天早上起床去学校上早自习,都是父亲和母亲叫的。
 
  春秋季节,基本上天亮时都在六点左右,也正是早自习敲预备钟的时候。但也免不了会有迟到现象的出现。
 
  父亲和母亲每天早上都是看天色约摸时间的早晚,往往是看天快亮了,就喊我和弟弟起床。碰到阴天,天亮的晚,他们便估计不出早晚,往往是老早醒来,支愣着耳朵听学校里的钟声。钟声响起时,父亲和母亲喊我和弟弟起床,虽然我们动作快一点儿也不至于会跟不上集合,但我和弟弟往往要埋怨他们。
 
  于是第二天,父亲和母亲(往往是父亲)天不亮就叫醒了我和弟弟。弟弟手脚麻利地穿好衣服,我磨蹭着满屋子找衣服,一边被父亲催促着,一边不耐烦地嘟囔着。弟弟等不及我,先走了。弟弟一走,我便着了急。回头又埋怨父亲喊我的晚了,其实父亲是先喊的我,后喊的弟弟。
 
  急头巴脑地跑到学校,谁知校门还没开,弟弟一个人蹲在校门口。我便对着弟弟,越发的埋怨起父亲来:看吧,我就知道,干嘛这么早喊咱起来?
 
  弟弟只是不说话。长大后想,那时候弟弟肯定在心里骂我呢!骂我光会埋怨:喊晚了埋怨,喊早了还是要埋怨。
 
  埋怨归埋怨,已经起床并且都到校门口了,总不能再回家去吧?于是,我和弟弟就在校门口等。好在春秋季节的天,早上也凉不到哪去。也好在,天很快就一点点地亮起来了,同学们也一个一个陆陆续续地来了。
 
  夏天最好,因为天亮得早。就算天大亮了再起床,不慌不忙地挨到学校,一般也是不会迟到的。
 
  但是冬天就不行了。
 
  冬天的早上,天亮得晚,人也睡得沉。不是有句话吗?“有钱难买黎明觉”,我一直觉得应该说的就是冬天早上的黎明。
 
  冬天的早自习,我和弟弟经常迟到。有时候到学校,同学们已经都出操走了,学校里静悄悄的。有时候老远听到哨子和口号声,我和弟弟就不再往学校去,而是直奔声音处跑。有时候碰到同学们出操走或者正好回来,就偷偷随进队列里。最尴尬的,要数同学们都在教室里已经开始“哇啦哇啦”读书了,我们才慌慌张张地进教室。当着老师和全班同学的面,那场面不是一般的尴尬。有时候老师还要批评两句,那更是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儿让我钻进去才是。
 
  于是,放学回家,弟弟不说啥,我便老是埋怨父亲和母亲,把在学校里的恶气转头撒在他们身上。
 
  那时候,闹钟,就像雨天里别的同学头上打的伞和脚上穿的雨鞋一样,是我心里一直羡慕和渴望的东西。
 
  虽然我一再请求父亲和母亲,但是他们,尤其是母亲,态度坚决,并保证一定能按时喊我们起床。母亲的承诺当然没有兑现,因为母亲往往比父亲睡得沉。
 
  但是,在一九八五年刚入冬后不久,也就是在第一场雪落下后的没几天,母亲却出人意料地给我和弟弟买了个闹钟。
 
  -4-
 
  冬天的夜长,月亮也是特别的明亮,清明清明,清亮清亮。特别是雪后晴朗的夜里,到处银白一片。皓月当空,清明清明、清亮清亮的月,洒在晶莹银白的雪上,更衬得冬夜的清冷和明亮、安静和漫长。这样的夜,对于刚刚过完秋忙的庄稼人来说,是静谧和美好的。
 
  但是父亲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却睡不安稳,他惦记着要喊我和弟弟去上早自习。当他迷迷糊糊地一觉醒来,从小窗子里看到天色已经很亮了,便慌慌张张地喊我和弟弟起床。我和弟弟听见父亲说“晚了晚了”时,便也失急慌忙地胡乱穿了衣服,迷迷登登的往学校跑去。
 
  到校门口一看,哪里有一个人?那就等吧!可是,左等也不来一个人,右等一个人也不来。往常是等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有人来的。于是,疑心是来得太早了。想重新回家去,又怕刚回头走就会有人来了。
 
  皓月当空,清明清明、清亮清亮的月,洒在晶莹银白的雪上,洒在冬夜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洒在紧紧闭着的校门上,洒在我和弟弟冻得瑟瑟发抖的身上。我们蹲得近一点再近一点。我听得见弟弟牙齿碰在一起的“得得”声,感觉得到我们抖得越来越厉害的身体里的寒冷。也许是蹲得太久了,也许是冻得太很了,脚木麻木麻,稍一动,又生疼生疼地似针扎般难受。
 
  夜还是那么安静,月还是那么清明清明清亮清亮,雪还是那么银白。但是,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了。冷得刺骨,冷得让人受不了。
 
  终于,我看见有个人影在雪地里急急地朝学校走来。我赶紧用背扛扛弟弟,却一个趔趄差点和弟弟一块儿坐到地上。那人影远远地喊着我和弟弟的名字,原来是母亲。母亲手里拿着父亲那件露着破棉絮的棉大衣,急急地朝着我和弟弟走来。她没围头巾,头发支煞着,不停地吸溜着鼻子擦着眼睛。走到我们跟前,不论分说把父亲的破棉大衣裹在我和弟弟身上,揽着我们就往家里走。走着骂着父亲,骂着骂着,已经哽咽得骂不下去了……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扛了一化肥袋子的玉米到集市上去粜。回来时,母亲手上拿了一个外壳是浅蓝色的小闹钟……
 
  -5-
 
  现在的手机,虽然功能齐全的不得了,时间和闹钟更是最基本的功能。但我还是钟情于表,以及闹钟。这不能不说和我童年的记忆有关。
 
  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有戴手表的习惯。开始是电子表,后来是机械表。刚有手机那时候,也想手表以后是多余的了,就放在家里不戴。但是总觉得左手腕上空荡荡的,心里也空落落的,总觉得像少了些什么东西,不太重要但又觉得离不了。于是重新戴上。这一戴,就是几十年。在我左手腕上来来去去的表,不知道有多少只,我没刻意留心过。每一只,我都像爱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一样去爱它们。有毛病了,赶紧拿去修。实在修不好了,才收起来,再去买一只来戴。都不名贵,但必不可少。
 
  闹钟也一直是我家里的必须品。儿子、女儿以及我们的卧室各有一个闹钟!虽然只是偶尔订一次闹钟,但是,在心里,觉得是少不了的。
 
  朋友们有时候笑话我戴表,说多次一举。我只是笑笑。
 
  这几年,手表又悄悄的流行了起来。仿佛只是一夜之间,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大老板,那些位居要职的高官,那些明星,那些街上的俊男靓女们,不说人手一只吧,大部分是都戴上了手表的。
 
  只是我觉得,现在的手表,更多的是一种装饰。戴在手腕上,更像是一件饰品。或者,对于那些戴着上万甚至十几二十万元的表的人来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表的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它的本身。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童年记忆中的那些苦难,在心里却从未走远,一直都深藏在记忆深处,铭刻在内心深处,永远都不会忘记,也忘记不了。
 
  不过现在,这些曾经的苦难,都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对我来说,这些财富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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