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三事
时间:2017-12-04 22:14:24   作者:刘文华   评论:0 点击:

  父亲离世八年多了,我的诗文中,写父亲的不多。不仅是我,全天下写父亲的文章可能没有写母亲的多。汉语里,有严父慈母的说法,父亲的形
  父亲离世八年多了,我的诗文中,写父亲的不多。不仅是我,全天下写父亲的文章可能没有写母亲的多。汉语里,有严父慈母的说法,父亲的形象是严厉、严肃和严格的,没有母亲温柔、细腻,写起来感动点少。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收了朱自清的《背影》,是一篇写父亲的佳作,文章不长,写的事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很感人。记得,每次读《背影》,眼前就出现自己父亲的形象,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当兵出身,当了十三年。入伍那年,抗美援朝刚结束,部队减员不少,需要大量补充,父亲刚好符合条件,被列入征兵对象。奶奶坚决不同意,怕当兵还要去打仗。那时通讯不发达,不是家家有广播,报纸就更少了,即使有,大多数人也看不懂。奶奶识点字,多少知道些外面的事,是积极分子,在大队做妇女主任,事事带头冲在前面,但在我父亲当兵这件事上,往后退。后来,公社干部出面做工作,奶奶为了放表现,还是同意父亲去当兵。
 
  父亲是武警兵,当时叫公安兵,为鞍山钢铁公司站岗放哨,转业时,当到了班长。本来转业是可以安排到公安局的,体检查出两腿有关节炎,只好回原地,在大队做民兵营长,不到一年,改做大队书记,一直当到大包干,调到乡办厂养老。
 
  父亲兄弟五人,排行老三,和几位叔伯相比,脾气最好,不属于严父的范畴。现在,我们这辈的兄弟姐妹聚会,谈论几位叔伯时,都夸我的父亲和蔼,没有家长作风。父亲入伍前读过几年书,在部队参加过文化补习,具备了当大队书记的文化条件。我刚入学那年,父亲发动贫下中农学文化,成立扫盲班,一个班三十个人,星期天和晚上借我们的学校用作办班点,连续办了好几年。父亲白天在大队,晚上到扫盲点,有时带我一起去,记得,那时贫下中农学习很认真,比我们学生还认真,他们大多数年龄很大了,读字写字很吃力,但没有一个有畏难情绪,也没有一个感到是被迫来学的。我当时不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被没文化吓怕了,有如饥似渴的学习欲望。不像现在,大多数人文化很高,但办个什么班,课堂上不是玩手机,就是打瞌睡,老师精力花了不少,办班钱也花了不少,学习者却很少领情。
 
  不要小看当年的扫盲班。那个年代,很多举措,如扫盲、消灭吸血虫、消灭打摆子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配备赤脚医生,现在年轻人闻所未闻,但在当时都是很伟大的和成功的壮举,很得人心。联想到现在,也有很多举措,名词听起来很吓人,动作也很大,但不是成效不大,就是争议很多,甚至也有不少办砸锅了。就说扫盲这件事,当时很多人,经过几年学习,后来都能看报纸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现在都把学习当做一件最痛苦的事,这也难怪,因为没有当年贫下中农的学习渴望。
 
  林彪出逃那年,我开始感到父亲政治觉悟很高。一天,父亲回来得很晚,到家不提吃饭。母亲把饭热好了让父亲吃。父亲说,在公社吃过了。母亲就打热水给父亲洗脚,父亲边洗边叹息,中央又出修正主义了,这可怎么办?很是焦虑的样子。我那时不懂修正主义,但知道这是很让父亲揪心的事。因为,家里粮食不够吃父亲也没有这么焦虑过。
 
  第二天,父亲依旧到大队用喇叭通知各生产队长正常出工,最后特别强调,各个队长,今天安排出工,不要受修正主义的影响,把劲头使足了,用实际行动坚决回击那一小撮人的破坏。大约过了两个多星期,父亲又被通知到公社开会,回来时,夹着一大叠材料,回来后,将材料锁在抽屉里,一言不发。母亲见父亲闷闷不乐,就默默到灶台点火烧锅,炒了几个鸡蛋给父亲喝酒。半斤一瓶的洋河大曲下肚,父亲脸色泛红,话开始多了起来,对我和母亲说,知道公社开的什么会吗?我们茫然,父亲说,林彪的罪证材料发下来了,但不能给你们看。啊,我忘了,就是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
 
  父亲第二天仍然通知各生产队继续出工,在喇叭里,父亲特别强调,修正主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大家放心。就那天,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一位和我父亲同期当兵的男人,怒气冲冲的来到我家,破口大骂,你给我家介绍的什么儿媳妇?父亲心平气和问怎么回事,答,儿媳妇今天上午跑了,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了。父亲无可奈何,问,我给你介绍儿媳妇,反而有罪了?就在这个时刻,又有一位男人冲进我家,也是破口大骂,抓住我父亲的衣领责问,你把我女儿介绍给周家,周家把我女儿弄没了,你要负责。我们全家都蒙了。
 
  父亲把那位后来的男人的手从衣领上移开,定了定神,问,你是怎么知道你家女儿被周家弄没的?那位男人不知怎么回答。父亲接着说,你这样问,说明你家女儿离开周家回到你家了,既然回到你家,你还到这里要人,你就是修正主义。那位男人听到修正主义这句话,好像有点害怕了。
 
  父亲看他们都不说话了,就提高嗓门,义正词严地说,你们的问题很严重,两家都有修正主义的倾向,不过,这次如果周家主动把儿媳妇找回来,王家主动把女儿送回去,就不追究你们的修正主义行为了。如果两家还是这样闹,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我们村住着两户地主成份的人家,离我家各约一二里路。解放前,我们村大部分土地和邻村部分土地分属这两家所有。文革后期,父亲带领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很不错,年年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得奖,可就是肚子促不饱,麦收之前,很多村民粮食断顿,用糠菜萝卜对付。地主成份的两家,日子过得比其他村民更惨。
 
  其中的一户,没生儿子,生了四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都届婚嫁年龄,就是嫁不出去。贫下中农的儿子不敢娶,怕生下的孩子也被定为地主成份,当兵政审不过关;也是地主成份的,她们又不肯嫁,自己就是地主成份,还嫁给地主成份,永远无法改变地主身份。更惨的是,四个丫头都读过书,但成份不好,无法被推荐上大学,又不会体力劳动,无法挣工分,家里年年超支,只能分点口粮勉强度日。贫下中农骂他们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骂四个丫头“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个兵”。超支越来越多,生产队长不敢再给他们家分口粮,他家就到生产队长家里闹,一直闹到我父亲这里。
 
  父亲看他家实在可怜,就指示生产队长,继续给他家分口粮。此举遭到贫下中农们的强烈反对,成群结队到我家抗议。我家房子不大,挤满了抗议的人群,纷纷撸起袖子,扯大嗓门,指责我父亲阶级立场有问题。父亲不啃声,只顾抽烟。抗议人群劲用完了,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父亲烟抽完了,干咳了两声说,“大家回去吧,地主成份的也是人,不吃饭会出人命的”。大家看闹不出多大结果,纷纷散去。
 
  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件比口粮风波更大的事件。
 
  村东部和邻村交界处,有一个小河闸。混凝土壁上出现了一条白粉笔写的“打倒×××”的标语,立刻惊动了公安局,穿白警服的公安人员,挂着盒子枪,飘着红彩绸,开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进入大队部。先在周边学校排查嫌疑人,那时叫现行反革命,让每位学生和老师上黑板写粉笔字,公安人员核对笔迹。我们紧张死了,不敢正常写字,故意把字写歪,以防怀疑到自己身上。
 
  那段时间,父亲整日整夜不回家,和治保主任一起在大队部接待公安人员,通知人谈话,安排大队部旁边的一家农户做饭给办案人员吃。排查了十几天,没有找到笔迹相同、写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就把疑点集中到两户地主成份的人家。其中的一户,夫妻俩和四个丫头被轮番带到大队部盘问,吓得不成样子,最终被排除怀疑。
 
  最后,疑点又集中到另一户地主成份的人家。这家父母解放前下落不明,有人说逃到台湾去了,他当时小,没一起带走,被寄养在叔叔家,定为地主成份后,娶不到老婆,三十多岁,还是单身。他也读过几年书,写反动标语的文化还是有的,但整天沉默寡言,不与邻居和村民沟通往来,家里有个破收音机,贫下中农们一直怀疑他收听敌台。他被带到大队部,盘问了三天三夜,一个字也没说,就让他回家反思。父亲和治保主任又到他家做工作,让他尽快承认,还是没有结果。过了两天,公安人员再次让父亲和治保主任通知他到大队部谈话,到他家才发现,他已上吊自尽了。该案最后以畏罪自杀结案。
 
  后来,父亲每次和我谈及此事,眼圈都是红红的,复杂的心情无法更好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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